宋代铸造的“唐镜”：仿古和逐利下的宋代工艺美术个案

自1945年梅原末治《唐镜大观》著录两面“永徽元年”铜镜以来，考古出土和文物征集发现多件带有“贞观元年”“贞观十六年”“永徽元年”“上元二年”“大和元年”等唐代年号的铜镜。这些铜镜因有明确的纪年，在唐代铜镜艺术研究中曾被作为标准器对待。但这些铜镜在造型、铭文书体、纹饰等方面，皆与唐代铜镜有异，而与宋代铜镜相合。本文对5种8件带有唐代年号的铜镜予以重新考察，认为它们与一般宋代的仿唐镜不同，一是没有铸镜作坊铭或是姓氏铭；二是铜质精良；三是花纹清晰。因此，这8件器物应为宋代铸造的仿唐镜。

1945年，日本学者梅原末治搜集了日本、英、美、德及北京梁上椿收藏的141面中国唐镜的资料出版了《唐镜大观》，此书为首部唐镜著录专门著作。书中著录的两面“永徽元年”的铜镜，一直被中国学者当作唐代铜镜考古与艺术研究的标准器。

近些年来，中国境内考古出土和文物征集发现带有“贞观元年”“贞观十六年”“永徽元年”“上元二年”“大和元年”等唐代年号的铜镜。这些铜镜因有明确的纪年，也被作为唐代纪年镜。但是，如果对照唐宋铜镜类型学研究的成果，这五种唐代年号镜的铸造年代以及反映的历史问题值得重新思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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