韩勇委员：西部地区县域经济发展存在短板，建议加大支持力度

今年全国两会期间，记者从全国政协十三届四次会议新闻中心获悉，全国政协委员、陕西省政协主席韩勇提交了题为《关于加大支持西部地区县域经济发展的几点建议》的大会发言。

韩勇指出，县域经济是国民经济的重要基础和基本单元，直接影响我国经济的发展质量。总的来看，经过长期发展，我国县域经济实现了重大跨越，但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依然突出，当前东强西弱的格局没有根本改变。

韩勇分析指出，西部地区有1091个县级行政区划单位，其中纳入县域体系的908个，占西部国土面积的97.5%，占全国国土面积的69.4%。受发展历史、基础建设、自然条件等因素的影响，西部地区县域经济发展还存在短板，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：

一是经济规模偏小，综合实力不强。2019年数据显示，西部地区生产总值虽然增速总体较快，但总量仅占全国的20.7%，县域人均生产总值约为全国平均水平的56%，西部地区跻身全国百强县的仅有7个，而东部地区则有74个。从陕西来看，2019年全省77个县（市）平均生产总值142.29亿元，超过200亿元的仅有11个，体现出经济规模和体量上的不足。

二是经济结构不优，产业层次较低。传统产业仍然占主导地位，资源依赖、能源依赖较为突出，产业链条短、附加值低、融合度不高、带动力不强的情况普遍存在，特色农业、装备制造、现代服务业等发展滞后，非公经济发展不够活跃。从陕西来看，2019年77个县（市）中县域工业增加值达到百亿元以上的有13个，超过千亿元的仅有1个，实现服务业增加值3649.04亿元，非公有制经济占比48.3%，与东部发达省份相比仍有差距。一些县的石油、煤炭产业占到全县收入的80%以上，传统资源型产业“一业独大”现象较为明显。

三是城镇规模偏小，集聚效应不强。西部地区城镇化进度落后于全国步伐，从陕西来看，县域城镇化率仅有48.1%，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2.43个百分点。县城规模较小，城区常住人口普遍不超过20万，大部分少于10万，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供给不足，城镇承载经济的能力非常薄弱。

四是县级收入不足，难以实现自我发展。西部地区县域财政自给率低，县级财政拮据的情况较为突出，而民生事业发展、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的需求和缺口又大于全国其他地区，对县域经济发展的制约明显。以陕西为例，全省107个县区中，有95个县区需要依靠转移支付才能正常运转。

韩勇指出，“十四五”时期，面对进入新发展阶段、贯彻新发展理念、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新形势新任务，推动西部地区县域经济发展，不仅关系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全局，还关乎共建“一带一路”、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、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重大国家战略的深入实施，关乎实现共同富裕、巩固脱贫成果、推进乡村振兴、维护社会稳定、生态环境保护等一系列重大问题。为此，应当全面加大对西部地区的支持力度，加快破解难点、补齐短板，不断提高西部地区县域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。

针对存在的问题，韩勇在上述大会发言中提出了以下建议：

一是加大对县域特色产业发展的支持力度。加强对西部地区产业发展的宏观指导，发挥《西部地区鼓励类产业目录》的引导作用，鼓励西部地区深度挖掘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、培育壮大区域特色产业。适当提高鼓励类企业享受的优惠税率，围绕产品精深加工、技术改造、设备更新、品牌营销等生产经营环节，对经营主体给予相应优惠和补助，推动县域产业不断延长产业链条、提高产品附加值、增强市场竞争力。

二是推进东西部产业转移。从国家层面进一步调整东西部产业转移的布局，完善专项指导性意见，引导西部地区统筹县域人口、资源、环境承载能力，以及地方经济发展的基础、特点、方向，精准承接符合县域发展实际的产业。同时，应更加注重推动东西部产业合作，对共建园区、产业飞地、科技创新合作等新模式给予更多政策倾斜，提升西部地区自我发展的能力，促进由“外部输血”到“自身造血”的转变。

三是提升城镇化水平。将县域经济发展深度融入城镇化发展格局，在加强西安、成都、重庆等西部地区中心城市，以及关中平原、呼包鄂榆等城市群建设的基础上，深入推进以县城为主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建设，对西部地区特色小城镇建设给予一定差别化扶持举措，不断提升县域综合承载能力，吸引更多农业转移人口落户，推动人流物流和各类要素的聚集流动，增强县域经济发展活力。

四是优化公共服务和基础建设。结合乡村振兴战略，对西部地区就业创业、义务教育、医疗养老、社会保障等县域公共服务，加大资金支持和转移支付力度，完善引导社会资本参与公共事业的政策措施，减轻县级财政压力。加强基础设施项目向西部地区倾斜，特别是对铁路公路、客货运枢纽、网络通信、水源灌溉等工程，在布局、规划、立项上予以重点倾斜，加快提升基础设施的通达度和通畅性，为西部地区县域经济发展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