瀛寰新谭|“神豆汤”真相：晚清使节为何要杜撰一段传奇？

张德彝（1847-1918），晚清汉军旗人，早年入京师同文馆，学习英语，作为翻译和参赞随同多位专使、公使出国考察、游历、驻扎，至1902年任驻英公使，共出洋八次。他在国外的日记汇编成《航海述奇》八种，内容丰富，记载了身在海外的各种经历和感受，也描绘了诸多见闻，记录了和外人的交流交往，其中不少趣闻轶事，关于土耳其“神豆汤”的故事即其中之一。

一生八次出使的张德彝

治病有奇效却会上瘾的“神豆汤”

光绪五年（1879）的八月十一日，身在圣彼得堡的张德彝自述到当地著名景点夏园游览，遇见了“土耳其游士蒋果云”，此人通英语和法语，故可与曾在京师同文馆学习英语的张德彝交流。两人谈到了鸦片的危害，“蒋果云”说土耳其百年前曾经受到“神豆汤”的毒害，其威力和祸害程度还甚于鸦片之于中国，继而详细述说了“神豆汤”的来历，在土国的风靡与影响，以及土国厉行禁止的效果。

青年时期的张德彝

据说“神豆汤”是南极南冰洋所出产的一种黑色小豆，大抵由于来自极寒之地，故而原名“冰豆”。最初是犹太人以此豆所煎之汤治病，竟有奇效，只是服用之后疾病虽愈，却会上瘾，所以各国都不准贩卖，土耳其也是如此，只是在药店中有人作保方能购得。不过在一场大瘟疫之后，因豆汤治病之妙用，被冠以“神豆”之名，全国服用者竟达一、二成。此后其运用也从治病良药演化为嗜好品，大行其道，价格亦水涨船高，全国人如痴如醉，家家户户齐备豆子、豆汤和煮豆用具，各地的饭馆、酒店皆有供应。“神豆”的周边产品也随之产生，各种储豆之瓶、盛汤之罐，竟然以金银珠宝和象牙、鲸角作为材料和装饰。

至此，全土耳其受其害者已达半数以上，各阶层无论贫富，官僚、平民乃至于兵勇无不深陷其中，财力大损之后，国民的体质和精神面貌皆大幅度下滑。其描述与林则徐奏折中“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，且无可以充饷之银”的情况颇有几分相似。此时也有一些有识之士当面斥责贩运者“败运不仁”，但被答以如若无人服用，则根本无人贩运，指出问题所在乃在于土国人自身。直至新王“亮连”即位，方才力排众议，降下八条谕旨，严加禁止：在各省、郡、县城内设“戒豆院”；各地上报饮“神豆汤”上瘾的人数，“有妄报及知名不报者斩”；自官员至百姓分别进入不同级别的“戒豆院”戒除豆瘾；禁止出售“神豆汤”及相关器具，违者“严行治罪”；对于几经“戒豆院”戒治却依然复饮“神豆汤”者，最高可处以斩首之刑，“虽国戚王孙不赦”。

“偶遇”土耳其游士，聆听“神豆”故事

命令发出后六个月，戒豆院设施人员已经全部到位，据说土耳其全国人口2800多万人，而戒豆院收治人口竟然高达1721万多人。出院后反复者千余名，亦皆按规定治罪。故而一年以后，“神豆汤”得以禁绝，既无服用者，贩运者“不待禁而自禁矣”，此后戒豆院改为学校，收留孤贫儿童，江山安泰，据说又恢复到了230年前“天丰王”时代的盛世。听完土耳其游士的讲述，张德彝与之握手而别。

“神豆汤”故事在中国的流传

晚清出使人员的游记、日记，是国内了解海外社会的一个重要管道，不少趋新人士正是通过这些游记来丰富自己的域外知识，其重要性从康有为、梁启超所订的西学书目表中所占份额就可见一斑。尽管对于出使人员及其著作的非议之辞一直存在，不少游记日记被视为道听途说，简单拼凑而成，但是在那个西学西书缺乏的年代，仍然是不可或缺的信息资源。张德彝的《航海述奇》系列，相比郭嵩焘、曾纪泽、薛福成等人的日记，知名度稍显不足，但这一则“神豆汤”的故事，也引起了国人的注意。

光绪二十一年（1895）三月，时任江苏布政使的邓华熙向光绪皇帝推荐郑观应的《盛世危言》，并派遣专差将五卷本《盛世危言》呈递至京。光绪阅后将其发交总理衙门印刷传阅，造成了很大影响。此后，郑观应自己改订是书，推出十四卷本《盛世危言增订新编》，其中在五卷本已有的《禁烟下》一章末新增了两段文字。第二段首即称“尝考土耳其受神豆汤之祸，较中国受鸦片之祸尤烈”，显然郑观应并没有提到这一段话的来历，若仅从“尝考”二字来看，还似乎是其亲自考见所得。实际上此后的内容大体雷同于张德彝《四述奇》中从“土耳其游士蒋果云”处听来的内容，只是在文字上做了一些删改。文章最后感叹道“我堂堂大一统之中华”，反而不能禁绝鸦片，实在是“出土耳其之下”。

就在邓华熙向光绪帝推荐《盛世危言》的六个月后，《申报》头版上刊载一篇未署名的文章《神豆说》。作者自称“执笔人”，开篇即言由于对鸦片烟惑乱中华深恶痛绝，经常奋笔疾书呼吁严禁。某日有客来与“执笔人”晤谈。客人言如今只知道印度鸦片输入中国，为祸甚巨，其实鸦片的源头在土耳其，而且印度鸦片中致人上瘾的“玛